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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荣会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当前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进入攻坚阶段,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从业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挑战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切实落实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要求,加快培育合规文化,开展合规审慎经营。同时,应按照国家改进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精准扶贫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的要求,主动作为,实现商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协会将进一步立足行业自律管理,组织从业机构开展金融科技的理论研究,有序开展实践探索,推动相关标准的研发和应用,为互联网金融健康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原题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召开第一届常务理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

“发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能对债转股资金来源的丰富有一定帮助,但从对债转股资金的运用看,帮助相对有限,更多的是拓展债转股可面对的投资者群体。”许文兵分析说,未来可能有资管计划或相匹配的投资者提供市场化的资金来源。但在资管新规不允许期限错配的政策影响下,过去可以通过非标产品或信托计划来对接债转股项目,未来这样的对接渠道会减少。因此,资金进入债转股领域的增速可能有限。

三、投资人付费对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影响机理:来自声誉机制而非学习机制新入投资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对现有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影响可能来源主要集中于声誉机制、学习机制和监管机制三个渠道。其一,“声誉机制”,即由于中立评级机构的评级显著低于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从而使投资者对发行人付费评级产生质疑,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被迫做出下调评级的反应;其二,“学习机制”,即若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中包含了未被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获知的信息,出于信息获取的动机,它们主动对其评级结果进行下调。由此可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投资人付费都将迫使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下调发债主体的评级水平。其三,“监管机制”是指由于国外部分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只能投资于投资级的债券,因此发债主体有动机降低公司风险,以防落入投机级;但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债券都在投资级,因此在我国背景下可以不予考虑。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优化,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13座城市迈入人均GDP2万美元阵营,进一步夯实中国城市都市圈发展的基础和底气。中国城市的数量不仅多,而且发展质量高,通过这些城市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完全有能力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像部分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会出现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正是因为其人均GDP超2万美元的城市数量太少,难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因而,15个城市人均GDP破两万美元,无论是之于其所在区域,还是之于全国经济格局而言,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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